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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論綱
2019-01-07 14:49:28 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研究員 李遼寧 來源:理論與評論 責任編輯:劉建權

摘 要:“一帶一路”背景下開展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有利于傳播中國價值觀,表達中國訴求;有利于塑造國家形象,營造友好氛圍;有利于推進文化交流,增進文明互鑒;有利于批判錯誤觀念,澄清事實真相。在傳播過程中,既要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要傳播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以及由此誕生的時代文化,還要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外傳播的基本原則是“影響有影響力的人”,既要根據不同內容選擇適合的傳播主體和傳播載體,又要注重傳播話語方式和傳播方法。同時,構建有效的傳播評價體系,有利于提升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效果。

關鍵詞:一帶一路 中國價值觀 國際傳播

2016年8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切實推進輿論宣傳,積極宣傳“一帶一路”建設的實實在在成果,加強“一帶一路”建設學術研究、理論支撐、話語體系建設。1黨的十九大報告也指出:“加強中外人文交流,以我為主,兼收并蓄。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2這些講話和報告,對于提升新時代中國國際影響力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特別是在“一帶一路”背景下,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價值觀,有利于推進“五通”(政治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人心相通)的順利實施。問題在于,在開展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的實踐之前,需要從理論上回答和澄清國際傳播的意義、內容、對象,以及國際傳播的方法論和評價體系等問題。

一、“一帶一路”背景下開展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的重要意義

總體上看,開展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的目的在于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

第一,傳播中國價值觀,表達中國訴求。國家價值觀關涉國家的核心利益,是國家行為最根本的指導原則。從對外交往的維度看,國家價值觀內含著對國際秩序的價值期待,特別是在國際重大事件中的價值取向和矛盾處置方式。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傳播中國價值觀,有利于更清晰地向世界表達中國對國際形勢和地區局勢的關切,以及對國際關系和熱點問題的態度。毫無疑問,中國希望建立穩定和諧、公平公正的國際秩序。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和地區形勢有利于“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推進。

第二,塑造國家形象,營造友好氛圍。國家形象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古道,“德不孤,必有鄰”,“行要好伴,居要好鄰”。良好的國家形象有助于結交更多的朋友,贏得更多的國際合作機會。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傳播中國價值觀可以塑造中國“熱愛和平”“睦鄰友好”“有擔當精神”“值得信賴”的國家形象。這對于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進而吸引更多的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三,推進文化交流,增進文明互鑒。在當今世界的國際關系中,文化和文明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雖然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中的觀點受到了眾多批評,但其中所揭示的文化矛盾在現實世界中真切地存在著,也確實被一些人作為分析和處理矛盾問題的理論工具。因此,推動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間的交流,成為化解當今世界和地區緊張局勢的重要方式。傳播中國價值觀,可以促進中華文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文明進行多維度的接觸與交流,從而增進相互了解、文明互鑒。

第四,批判錯誤觀念,澄清事實真相。從“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到“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設立,一直存在著對于中國推動該項倡議的動機與能力的疑慮、擔心和非議。對于這些現象,應該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對策。對于心理層面的疑慮和擔心,既可以通過傳播中國價值觀進行說服和勸導,也可以通過現實層面的有效合作予以澄清;對于認知上的誤區和偏差,需要進行耐心的解釋和說明,用事實說話,以理服人;至于話語上蓄意抹黑中國的,則需要揭露其背后的用心,并予以堅決的回擊。

二、“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的主要內容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博大精深的燦爛文化,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以人們喜聞樂見、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方式推廣開來,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把繼承傳統優秀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3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樹立中國良好形象就要對外傳播美好的理念和國家發展的積極成果,即以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核心,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基礎,以沿線國家文化價值觀為借鑒,以當代國際形勢與時代精神為背景。

第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2014年2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4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思想是中國開展對外傳播的重要資源。

一是講仁愛。中國傳統文化強調講仁愛,個人如此,群體亦如此。比如,儒家的“仁者愛人”“德不孤,必有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等。這些思想有助于當今建立和諧世界,堅持以和平手段處理矛盾與沖突,反對形形色色的種族主義、霸權主義和極端主義。特別是儒家“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季氏》)的思想,對于當前幫助歐洲處理好難民與本地居民的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是重民本。對于構建理想國家和美好社會的追求,在中國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內容還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在處理統治者與民眾關系問題上,認為“人民”是國家的根基,只有根基牢固,國家才能安寧。“民本”思想得到廣泛認同。與此相類似的還有“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荀子·王制》)、“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章句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等。這些思想即使在當今世界也具有廣泛的國際認同度。

三是守誠信。古往今來,人際交往都是以誠信作為基礎的。早在中國古代就有“徙木立信”“季札掛劍”等典故。思想界的各門各派均強調守信用的重要性。比如儒家的“言必信,行必果”“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以及墨子的“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韓非的“內外相應,言行相稱”、劉向的“人背信則名不達”、程頤的“人無忠信不可立于世”等。當今世界,這些思想不論是對于處理人際交往,還是對于開展商貿往來,無疑都是至關重要的。

四是崇正義。從一定意義上說,中華傳統價值觀是以正義為骨架,以仁、禮、利、知、樂等為血肉構成的有機體。5這里的“正”有正當、合適和公正之意,“義”有合宜、應當和應該之意。“正”和“義”不可分割,“義者,正也”(《墨子·天志下》);正義是天下和諧、和順的前提,“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墨子·天志中》);正義體現了人之為人的基本社會性要求,“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記·冠義》);“行義以正,事業以成”(《荀子·賦篇》),要求人們行為合乎道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尚書·仲虺之誥》)。當“義”與“利”沖突時,要“義以為上”(《論語·陽貨》);正義體現了個體為人處世和國家治理的基本原則,比如“君子喻于義”(《論語·里仁》)、“政者,正也”(《論語·顏淵》)。

五是尚和合。和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其中,“和”大概有和諧、和平、祥和的意思;“合”有融合、合作之意。和合思想的主要內容有:和生并育的宇宙觀,如“和實生物”(《國語·鄭語》);和立不朽的人生觀,如“己欲立而立人”(《論語·雍也》);和達共贏的發展觀,如“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中庸》);和心中節的心靈觀,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庸》);和愛公正的道德觀,如孔子的“泛愛眾”和墨子的“兼相愛”思想;和處合作的國際觀,如“協和萬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6

六是求大同。“大同”反映了自古以來中國人對理想社會的向往。在儒家思想中,“大同社會”是人類社會的最高階段。《禮記·禮運》中描述其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這是一個全民公有的社會,人人都能受到全社會的關愛,人人都能安居樂業,貨盡其用,人盡其力。近代以來,隨著中西文化的交流,康有為和孫中山將“大同”思想進一步闡發,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義等現代價值觀從而被廣泛傳播。在經濟全球化不斷加強的今天,世界各國交往日益密切,特別是在全球化問題日益凸顯的背景下,如何處理好國際關系,構建一個理想化的社會,直接關系到人類的前途命運。中華傳統的“求大同”思想為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提供一個重要的參考視角。

以上六個方面是內在一致的:講仁愛是根本,重民本是基礎,守誠信是條件,崇正義是前提,尚和合、求大同是理想目標。這些思想是中國開展對外傳播的重要內容,共同構成中國精神文化的基本特質,對于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交流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二,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以及由此誕生的時代文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積累了豐富的發展經驗。尤其思想文化方面越來越開放多元,形成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一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家發展觀。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于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目標,是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在當代中國的具體表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四者緊密相連,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其中,富強是經濟發展的價值追求,民主是政治發展的價值追求,文明是文化發展的價值追求,和諧是社會建設的價值追求。

二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會發展觀。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于美好社會的理想追求。其中,自由是社會成員的存在狀態,也是社會為每位社會成員提供的總體氛圍;平等是指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正是社會治理的基本原則;法治是社會治理的主要方式。

三是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公民素質觀。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個體層面的價值追求,也是個體道德修養的重要內容。其中,愛國是公民政治道德的基本要求,敬業是公民職業道德的基本要求,誠信是公民道德品質的基本要求,友善是公民處理人際關系的基本要求。

以上三個層面的價值觀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之中。然而,這些價值觀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高度凝練和理論總結,也必將隨著實踐的發展與時俱進。

第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共商共筑人類命運共同體”高級別會議并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人類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持續推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孕育成長,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全球命運與共、休戚相關。同時,人類也正處在一個挑戰層出不窮、風險日益增多的時代。世界經濟增長乏力,金融危機陰云不散,發展鴻溝日益突出,兵戎相見時有發生,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陰魂不散,恐怖主義、難民危機、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這些全球性問題的凸顯單純依靠任何一個國家或少數幾個國家都無法解決,需要世界各國共同努力。中國提出的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7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共產黨人在21世紀初提出的,其實質是推進和平共處、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全球治理觀。這一理念伴隨著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而被廣為傳播和接受。“一帶一路”倡議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得以傳播和認同的重要載體。盡管有少數國家的政客和學者對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頗有微詞,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甚至炮制各種各樣的“中國威脅論”,但是這些抹黑終究不能得逞。數據顯示,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通過平等協商,已經同86個國家和組織簽署101個合作協議,同30多個國家開展了機制化產能合作,在沿線24個國家推進建設75個境外經貿合作區,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創造近20萬個就業崗位。8正如前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埃貢·克倫茨所說,“當其他資本主義中心正在盤算著占領和剝削其他國家的計劃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把‘一帶一路’規劃發展成為真正連接世界各國人民的宏偉工程”。9尼日利亞的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查爾斯·奧努奈柱也指出:“在國際舞臺上,‘一帶一路’倡議近似于并對應于獨特的和新的國際形勢下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作為具有咨詢性、全面性和包容性的國際合作框架,‘一帶一路’將廣泛而復雜的國際社會與更廣泛的參與式全球化重新聯系起來,不歧視任何民族和國家。”10事實證明,在“一帶一路”背景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已成為中國對外傳播的重要內容。

三、“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的重點對象

毛澤東曾經指出:“做宣傳工作的人,對于自己的宣傳對象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亂講一頓,是萬萬不行的。”11這對于“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價值觀的國際傳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為盡可能地提高傳播效果,應找準傳播的重點人群、人物,還要把握傳播的一個基本原則——影響有影響力的人。

一是執政者。每一位執政者都將國家利益作為制定政策的首要價值取向,這也是其獲得民眾認同的合法性來源。執政者是國家大政方針的決定者,其必然成為“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價值觀傳播的首要對象。在傳播過程中,既要做好關于“一帶一路”的釋疑解惑工作,也要深入了解“一帶一路”倡議的價值訴求,特別是由此給對象國帶來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最理想的效果是在獲得執政者認同的基礎上,使其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傳播者和解惑者。

二是政治家。這里的政治家主要是指沒有掌握執政地位的政治人物,包括在野黨及各行業中的政治精英。這些人雖然沒有執政權力,但是他們對執政者的影響力不容小覷。特別是在西方政黨選舉體制中,這些政治家將來成為執政者的幾率很大。作為一項長期的事業,“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必須高度重視這類群體,無論其是否取得執政地位,都要最大可能獲得其認可和支持。

三是學者。學者群體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智庫,是國家政策制定的參與者和評價者,也是社會輿論的重要引領者。在“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必須加強同對象國相關學者的交流與聯系,詮釋好該倡議的意義,特別是中國對于該倡議所秉承的價值理念。目的是通過這些學者進而影響更多的人,引導社會輿論向積極方向發展。

四是企業家。企業家是“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最直接的受益者。由于企業家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企業家的言論對執政者也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因此,“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必須重視與企業家的聯系與交流。在此過程中,不應只停留在利益交往上,還應該提升到文化交流和價值觀認同的層次上來。只有建立了價值觀認同基礎上的心理認同和信任,經濟上的相互交流與合作才會更加持久。

五是媒體人。公眾對信息的需求決定了媒體人對公眾的影響力。大多數情況下,主流媒體服從和服務于執政者的價值理念,因此媒體人的態度往往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同時,媒體也是政治力量博弈的重要陣地,不同的政治力量擁有不同的輿論傳播陣地。特別是隨著新媒體的不斷涌現,媒體人在社會輿論方面的影響力更是不容小視。在“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的過程中,需要區分和選擇合適的媒體人作為傳播對象,積極發揮其正面作用。

六是普通民眾。普通民眾雖然沒有直接掌握國家權力,但仍然是影響國家權力的重要力量,甚至是決定性力量。在政黨政治背景下,尤為要重視普通民眾的力量。中國價值觀的國際傳播,需要向對象國民眾詮釋“一帶一路”倡議的目標和意義,尤其要聯系民眾的日常生活,讓其感受到其中利益,從中體會到中國價值觀的合理性。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這些群體是相互影響的,有的相互之間還有交叉。分類的目的在于,在傳播中國價值觀過程中,要盡可能找準對象,精準施策,最大程度提高傳播效果。

四、“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的方法論

毛澤東曾指出:“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12在“一帶一路”背景下開展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既要根據不同內容選擇適合的傳播主體和傳播載體,又要注重傳播話語方式和傳播方法。

第一,從傳播話語方式看,善于將中國話語轉化為對象國話語,提高中國價值觀的可理解性與可接受度。好的內容需要好的呈現方式方能產生好的效果。中國價值觀符合世界發展潮流和國際需要,但如果沒有很好的概念、范疇和話語體系來呈現的話,中國價值觀的意圖很有可能被誤會和曲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就是一個成功的對外傳播范例。在此,要處理好兩個方面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用中國話語表達中國經驗,不能盲目使用西方話語。因為“一種話語體系必然包含一定的觀念、反映一定的價值,并擁有特定的判斷標準”。13當我們使用西方話語時,很容易被置于西方的話語邏輯之中,從而可能引起對本意的話語侵蝕。另一方面,要善于將中國話語轉化為對象國話語,恰當運用典故、俗語等通俗易懂的文化符號,使傳播內容更加接地氣。這就需要加強對中外文化的比較研究,特別是對象國的風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尋求文化的共通性,提高中國價值觀的可理解性與可接受度。

第二,從傳播主體看,既要發揮政府的主渠道作用,也要發揮公共外交的強力作用。在眾多的對外傳播主體中,政府主體的影響力無疑是最大的。政府擁有最權威的傳播信息、傳播媒介和最強大的傳播隊伍。政府不僅可以通過官方渠道來傳播價值觀,而且能夠通過相應的政策踐行價值觀,從而大大提高價值觀傳播的有效性。然而,政府的力量畢竟有限,對于日漸豐富的對外傳播活動而言,政府的力量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迫切需要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公共外交應運而生。所謂公共外交,就是指一國政府、民間組織、社會團體、社會精英和廣大公眾等不同行為主體,通過各種途徑向外國公眾表達本國國情,說明本國政策,解釋外國對本國的不解之處,同時在國際交流中了解對方有關觀點,以有利于本國制定合適的對外政策的社會實踐活動。“公共外交是為了有助于達成本國的對外利益與目的,提高本國的地位和影響力,提升國際形象,加深對本國的理解,通過與國外的個人及組織建立聯系、保持對話、傳遞信息、相互交流等形式而進行的相關活動。”14在“一帶一路”背景下,企業外交、城市外交、智庫外交、旅游外交等不同形式的公共外交不斷出現,成為對外傳播中國價值觀的重要力量。

第三,從傳播載體看,利用新媒體技術、大數據,提高國際傳播的覆蓋面和影響力。當今世界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技進步和互聯網發展,互聯網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驅動力。據《2017-2018年互聯網發展趨勢報告》顯示,全球互聯網用戶持續規模增長。2017年6月,全球互聯網用戶滲透率由2016年底的47.1%快速升至48%,增至35.83億。根據eMarketer預測,2019年全球互聯網普及率將超過50%,屆時全球將有38.2億網民,占總人口的50.6%。15從國內來看,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7.72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5.8%,超過全球平均水平(51.7%)4.1個百分點,超過亞洲平均水平(46.7%)9.1個百分點。16可以看出,以互聯網、大數據為標志的網絡科技發展正在改變著世界,也為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帶來全新的機遇和挑戰。向互聯網進軍,成為“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的重要戰略選擇。

第四,從傳播方法看,深入了解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和價值取向,做到精準施策,提高親和力。不同的傳播對象群體,不僅需要在傳播內容上有所差異,還需要在話語表達上下功夫。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是“換位思考”,即從對方的視角來思考:他最想知道的是什么?我的話語他能否聽懂?我的觀點他是否已正確理解?能否接受?能接受多少?這些問題應該提前預判,并作出預案。毛澤東曾經批評一些文藝工作者不深入了解作品對象的現象:“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藝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寫對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簡直生疏得很。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農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們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語言不懂,就是說,對于人民群眾的豐富的生動的語言,缺乏充分的知識。許多文藝工作者由于自己脫離群眾、生活空虛,當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語言,因此他們的作品不但顯得語言無味,而且里面常常夾著一些生造出來的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17”在“一帶一路”背景下開展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同樣需要深入了解傳播對象的社會心理和價值訴求,不能“頭發胡子一把抓”。與此同時,要注意循序漸進、潛移默化,逐步培育“聽眾”的耐心,使之從“愿意聽”,到“想聽”,再到“樂意聽”。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能急于求成。

五、“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的評價體系

任何一項實踐活動都必須對其效果進行評估,既可以從評估中了解過去工作的成敗得失,汲取經驗教訓,又可以著眼于未來,更好地改進工作,防范風險,提高效益。

第一,構建多元評價主體,堅持“以我為主”,兼顧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國內利益與國際利益,以及國家利益、組織利益與個人利益。不同的評價主體擁有不同的立場和標準。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堅持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過程中“以我為主”,即從中國的國家利益出發,把是否有利于維護國家利益、是否有利于樹立國家良好形象作為效果評價的最高標準。與此同時,要盡可能兼顧平衡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國內利益與國際利益,以及國家利益、組織利益與個人利益,力爭做到大家共同受益和可持續發展。為此,在評估的時候需要整合官方與民間、政府部門與行業組織、國內組織和國際組織等不同層面的資源和力量,力求評價結果客觀、規范、準確。

第二,建立多維評價體系,兼顧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不同領域的發展目標。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的主要目標是“人心相通”。這是一個文化目標,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目標。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之間密切的相關性,在評估時需要建立一個立體多維的評價體系,除了考察某一項價值觀在“人心相通”方面產生的傳播效果以外,還要考察其是否增進政治互信和經貿往來。當然,價值觀傳播所產生的效果在不同領域、地域會有所差異,在時間上不可能完全同步。這就需要在評估的時候從大處著眼、從小處入手,深入研究價值觀傳播在不同領域產生的效應、影響及其階段性特征。這些精細化研究對于提升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的效果大有裨益。

第三,建立動態評估機制,兼顧過程評估與結果評估、熱點評估與重點評估、局部評估與總體評估的關系。穩定的評估機制有利于管理的科學化與規范化。“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和中國價值觀的國際傳播都是長期的事業,其中既有一系列的經貿合作與項目建設,也有大量的文化交流與人員往來,評估過程復雜、難度大。但是如果把整個評估進行分解,分解為對一些具體項目的評估,評估難度會小很多,操作起來也更容易。為此,需要建立動態評估機制,特別是加強對那些覆蓋面廣、影響力大的熱點問題和重點項目的過程監管與評估,既要考察項目實施的直接效應,也要考察項目實施過程中的社會影響;既要考察其局部的影響力,也要考察其對于國家形象傳播的總體影響力。

第四,完善評估結果利用機制,建立“項目實施-過程督查-成果評估-改進創新”相關聯制度。評估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好評估結果:一是要高度重視評估的重要性,對評估結果有充分的認識和理解。二是要詳細分析問題產生的主客觀原因。在客觀方面,要區分是宏觀的環境因素還是微觀的條件因素,是偶發性問題還是常態化問題;在主觀方面,要區分認識論(態度)問題、技術性(能力)問題和方法論(思路或策略)問題。“一帶一路”背景下,對于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的過程中將會面臨的問題和挑戰,需要提前進行細致的調查研究和風險評估,從而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三是建立“項目實施-過程督查-成果評估-改進創新”相關聯制度,把評估結果及時反饋給相關單位和個人,以便及時改進和創新。在此過程中,要善于把實踐經驗進行理論提升,轉化為制度性安排,并通過制度創新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

(作者:李遼寧,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研究員)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價值觀的國際傳播研究”(17AKS021)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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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 習近平:《總結經驗堅定信心扎實推進 讓“一帶一路”建設造福沿線各國人民》,《人民日報》2016年8月18日。

2?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4頁。

3習近平:《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著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人民日報》2014年1月1日。

4 習近平:《把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人民日報》2014年2月26日。

5 劉鵬:《弘揚崇正義的中華傳統價值觀》,《人民日報》2014年11月7日。

6 張立文:《和合:中華心 民族魂》,《光明日報》2014年7月29日。

7 《習近平出席“共商共筑人類命運共同體”高級別會議并發表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7年1月20日。

8 《“一帶一路”倡議深得人心 西方抹黑中國難得逞》,《參考消息》2018年3月2日。

9 [德]埃貢·克倫茨:《“要么過渡到社會主義,要么退回到野蠻時代”》,《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7年第8期。

10 [尼]查爾斯·奧努奈柱:《習近平總書記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7年第8期。

11 《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7頁。

12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頁。

13 張康之:《用中國話語表達中國經驗》,《人民日報》2017年3月22日。

14 [日]金子將史、北野充:《公共外交:“輿論時代的外交戰略”》,《公共外交》翻譯組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5頁。

15 中國信通院:《2017-2018年互聯網發展趨勢報告》,http://www.199it.com/archives/663760.html。

16 《CNNIC發布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8-01/31/content_7465578.htm?node=20908。

17 《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0-8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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