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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金融資本主義道路之失:以債務“創造財富”
2019-01-08 10:25:46 [美]邁克爾·哈德森 著 張宇晶 譯 來源:理論與評論 責任編輯:劉建權

編者按:米歇爾·哈德森教授從什么是中國“真正的GDP”以及“真正的財富生產”、馬克思的經濟模式如何解釋西方的新食利者問題和馬克思關于經濟史廣泛動態的觀點三個角度展開論述,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以及西方政治經濟發展史為基礎對西方經濟體“以債務推動經濟”的金融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進行了歷史性分析和現實性批判。本文直指歐美各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弊端,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西方 金融資本主義 工業化 債務 政治

一、引言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分析了工業商業周期、消費不足和過度生產之后,第三卷進一步討論了從封建主義和早期“古典”生產方式中繼承的前資本主義財政問題:經濟債務隨著復合利息的“純粹數學規律”而增長。事實上,利率的“翻番”并不等于真正的財富積累,而是一種不斷積累的寄生性財政負擔。債務負擔越多,用于購買商品和服務的收入就越少。相比于同時代人,馬克思更加強調,債務以復利的形式呈指數級增長,債務一再地翻倍,逐漸超出債務人的支付能力,債務收入在整體經濟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加,進而縮減國內市場產量,阻礙對新生產資料的投資。馬克思解釋道,信用體系與生產相比屬于外圍,同時信用體系在古代封建制度下的歐洲、社會主義經濟、工業資本主義經濟之中都是存在的。所有這些經濟體系的問題都在于如何防止經濟萎縮帶來的債務增長和利息費用。馬克思認為,工業資本主義的自然推力是用公共貨幣和信貸取代私人銀行和私人鑄幣。他首次提出工業資本主義下的有息債務是為資本投資提供資金的合理手段。綜上,通過資助資本產生足以償還債務的利潤,從而使其具有潛在的生產力。

正如馬克思時代的德國現實,工業銀行可能會為工業資本的形成提供資金。馬克思所舉出承擔債務的工業資產負債表的例子與李嘉圖(Ricardo)對地租上漲導致資本主義世界末日的分析相反,馬克思期望資本主義擺脫地主階級的政治支配地位以及前資本主義的遺產高利貸。這種經典的自由市場認為,資本主義的歷史作用就是將經濟從不具有生產力的“高利貸”債務中解放出來,伴隨著土地所有權的稀缺和私人壟斷所有權的問題——列寧(Lenin)稱之為經濟“制高點”的基礎設施形式。政府可以通過滿足企業的基本需求來提高該行業的競爭力,這要比私有化經濟體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務價格低得多。

隨后,這一工業資本主義改革方案開始在德國和美國落地,但馬克思意識到這種改革不會一帆風順或水到渠成。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證明此路不通。食利者階層進行了反對改革的斗爭,銀行集中精力抵押典當品,而不提供新的生產資料。重返工業銀行前信貸階段的結果是,在美國和英國的銀行貸款中,目前有約80%采取房地產抵押貸款的形式,其效果是將土地的租金收益轉化為利息。

而今,金融、保險和房地產部門與壟斷了自然資源、基礎設施的組織結盟嚴重阻礙了財富增長和收入累進稅的改革。西方的工業資本主義已經走過了租借私有化、緊縮和債務農奴制的彎路,其結果是雙重危機:由于債務通貨緊縮,公共壟斷、公共衛生、通信、信息技術、運輸和其他基礎設施被私有化,進而提高了勞動和工業品的價格。債務危機橫跨政府債務、公司債務、房地產抵押貸款債務和個人債務,造成財政緊縮,資產和收入被剝奪,“實體”經濟也隨之縮水。隨著收入和財產所有權轉移到由金融部門領導的新食利者聯盟,經濟極化初現頭角。為了捍衛這場經濟反革命,當今世界各國的經濟統計數據中充斥著對于國民賬戶(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和國內生產總值的測量。然而西方以債務創造財富的方式本身就危機重重,下面將從三方面進行分析闡述。

二、什么是“真正的GDP”以及“真正的財富生產”

否定古典價值中的經濟租金理論——市場價格超過固有勞動力成本——是后古典GDP概念的基礎。古典租金理論對雇傭領域提出了財富和收入名義性增長的警告。亞當·斯密(Adam Smith)、大衛·李嘉圖、詹姆斯·密爾(J.S. Mill)和馬克思(Marx)等經濟學家認為,食利者收入應該被視為從國民收入和產品中扣除的間接費用。這種食利者的管理費用是如今債務通縮和經濟私有化的負擔,因為這將使北美市場和歐洲市場萎縮。

歷史上曾經屬于公共部門的自然資源的私有化實際上加劇了西方的債務危機。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ederick Hayek)和他的門徒們,從安·蘭德(Ayn Rand)到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再到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芝加哥學派和自由主義的共和黨人都忽視了混合經濟的優點,反而聲稱任何公有化或管制都是向極權政治的偏斜。遵循著這種意識形態,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放棄了經濟監管并將金融欺詐合法化。他堅信雖然帶來大規模銀行欺詐和垃圾抵押貸款的公司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但是規范此類商業活動或起訴欺詐者只會降低市場效率。他的觀點完美契合了美國和歐洲商學院教授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體系。新自由主義假定最快速地增加金融財富對整個社會來說是最有效的。新自由主義還假定銀行家會發現在大多數情況下,誠實交易比欺詐更符合他自身的經濟利益,因為客戶可以發現并規避銀行家的欺詐。但隨著復合運算的興起,金融資本主義的內在動力就是建立壟斷并攫取政府監管機構、司法系統、中央銀行和財政部的權利以防范其他不利政策的出臺。其目的是通過純粹的金融手段致富——通過提高股票市場價格,而不是通過有形的資本形成。這與擴大經濟及其市場的工業邏輯正好相反。金融資本主義無法創造生產率更高的經濟或提高生活水平,而是采取一種緊縮政策——用個人的工資和公司的收入來支付不斷增加的債務,負擔醫療保險支出以及貸款給私人的壟斷企業。漸進式收入和財富稅已經被扭轉為吸收薪資以補貼私有化食利階層的手段。債務過度增長和財政政策緊縮產生了雙重結果。首先,將債務緊縮與財政緊縮相結合,只能將大約三分之一的工資收入用于購買勞動產品。對利息、租金和稅收以及壟斷價格的支付縮減了國內商品和服務市場。其次,增加償債服務,壟斷價格和向生活、生意成本轉嫁的稅收使得新興市場經濟體成本高昂。這就是美國經濟去工業化、中西部地區成為銹帶的原因。

三、馬克思的經濟模式如何解釋西方的新食利者問題

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描述了工業資本主義及其周期性危機的動力理論和“運動規律”。資本主義必須解決的基本內部矛盾是工人無力購買他們生產的商品。這被稱為生產過剩或消費不足,但馬克思認為這個問題原則上只是暫時的。馬克思《資本論》第二三卷描述了一種獨立于工業經濟之外的前資本主義危機形式:債務呈指數增長,給經濟增加負擔并最終在經濟崩潰時實現擴張。破產、止贖和債權人之間的財產轉讓是西方金融資本主義的常態。經濟緊縮、資本萎縮、移民、壽命縮短以及人口減少是造成2008年債務遺留問題以及希臘、南歐其他國家命運問題的根源。這與早在20世紀60-9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緊縮計劃下的金融動作異曲同工。當公共政策轉交給債權人時,他們會利用權力進行資產剝離,堅持債務償清,而不考慮對經濟造成怎樣的破壞。

1991年采取新自由主義放任政策之后的“后蘇聯經濟”為世界提供了血淋淋的教訓。希臘的悲慘命運與那些債務不斷增長的經濟體以及遠離資本運行中心的國內食利者階層一樣。債權人甚至可以暫時叫停民主政府的政策。這些緩慢的經濟體崩潰和債務通縮被描繪為“市場選擇”的結果。事實證明,這是經濟停滯的“選擇”。所有這些都被西方經濟學部門和商學院教授的經濟理論合理化。這種教育是一種愚蠢的灌輸——托斯丹·凡勃侖(Thorstein Veblen)稱之為“無行為能力培訓”,因為它僅有利于了解經濟體的運作方式。

西方大多數私人財富都來自房地產和其他債務融資。在2008年危機之前,這種財富的規模在很大程度上隨資產價格膨脹而擴大,而政府不愿意聽從亞當·斯密、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以及幾乎所有19世紀的古典經濟學家的建議:土地租金國有化,并使土地租金價值上漲成為稅基。未征稅的土地使其租金價值“免費”被抵押為銀行的利息——這些銀行通過貸款抵銷不斷上升的債務比率從而獲得日益增加的貸款。這種“輕松信用”提高了房屋所有權的獲取成本。賣家將其結果稱為“財富創造”,主流媒體將中產階級描述為受益于房價上漲而日益富有的人。但債務融資帶來的房價上漲最終還是為銀行及其債券持有者創造財富。

美國房屋所有權成本高昂,人們所需支付的抵押債務費用和聯邦政府擔保費用高達43%。如此之高的理由是可以通過銀行信貸(即購房者的抵押貸款債務)來抬高房價,促進美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繁榮發展,使他們能夠將房屋以每代更高的價格出售給新一代的買家。這當然不會使買家們更加富有,而是將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收入轉移到購買勞動力產品上,以此來支付日益膨脹的銀行信貸利息。全球大部分地區的購房消費者支出首先是為了達到某種社會地位。在西方,這種地位主要取決于鄰居、學校、交通和其他公共資源。公共交通、公園和學校,其他城市設施和基礎設施以及對土地使用的重新劃分導致了土地價格的上漲。在西方,這種上漲的租金最終落腳于購房成本,使得購房者必須從銀行借錢,結果是公共支出最終進入銀行——增加了收稅員的費用。

四、馬克思關于經濟史廣泛動態的觀點

縱觀三個世紀以來的希臘經驗,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曾描述過一種具有永恒性的宏偉的歷史模式,即一種由原始民主轉變而來的寡頭政治。在這種模式中,政治集團成員使自己成為世襲貴族,并將一些贊助民主的貴族拉攏到陣營之中。中世紀哲學家伊本·卡爾敦(Ibn Khaldun)認為歷史興衰循環交替,當領導者調動互助倫理來獲得廣泛支持時,社會繁榮和權力將得以延續,因為共同的精神生活可以引人共鳴。但是繁榮常會滋生自私,尤其在王朝統治時期,伊本·卡爾敦認為這種生活周期只有大約120年。到了19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們闡述了這種興衰理論,并從中成功孕育出傲慢的寡頭統治政權。

馬克思將漫長的歷史進程視作一種從古代奴隸制、高利貸的生產方式到封建主義再到工業資本主義的穩步提升的長期過程。不僅是馬克思,幾乎所有19世紀的古典經濟學家都認為,在這種不斷向上的技術和經濟軌跡上,社會主義將成為工業資本主義階段中的某種形式。相反,西方工業資本主義轉變為金融資本主義這一現實,用亞里士多德的話說,就是從原始民主轉向寡頭統治。西方銀行和債券持有者并沒有將工業資本主義從地主和自然資源壟斷者手中解放出來。由于政府的免稅政策,西方銀行和債券持有者將工業資本主義視作主要客戶,并成功地取代地主成為主要的食利者階層。與社會主義相對立的是,這種向著封建食利者特權的倒退讓房地產、金融利益壟斷者利用經濟拓寬了債務渠道。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以及古典政治經濟學史嘲諷了大衛·李嘉圖對于世界末日的警告,即李嘉圖所說的讓地主經濟吸走全部工業利潤來支付土地租金的可笑之處。事實證明,李嘉圖的食利者末日是由銀行階層一手造成的。銀行犧牲有形資本,并通過回購股票和支付更高股息的金融工程來創造“資本”,而企業利潤則被企業收購債務的利息和獎勵給股權持有人、開拓者們的相關財務費用所吞噬。這種金融動態已經操控了工業資本主義,主要經濟體在債務負擔的重壓下分化并最終崩潰,這也是金融資本主義的內在動力。債務開銷導致金融危機,從而以實施緊急規則來取代民主立法。因此,與哈耶克的反政府“自由企業”警告不同,極權主義的“滑坡”不是通過社會主義改革限制食利者階層來提取經濟租金和利息,而是恰恰相反:在整個社會察覺到之前,食利者階層已經出現了世襲罔替,其金融尋租的商業計劃將使經濟陷入貧困。

希臘的債務危機幾乎使其民主煙消云散,因為外國債權人已經取代了民選官員掌握了實際控制權。從紐約市的破產到波多黎各的破產再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針對第三世界債務國的“緊縮計劃”,國家破產使控制權轉移到集中理財計劃人員身上,而娜奧米·克萊恩(Naomi Klein)稱這些計劃人員所在的資本主義為危機資本主義。這種“計劃”最終并未集中在民選政府手中,而是集中在成為事實政府的金融中心手中。1980年之前,英國和美國在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羅納德·里根的帶領下在經濟之路上獨辟蹊徑。緊隨其后的是更多的傾向于財政私有化的領導者——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所在的新工黨和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所在的新民主黨,他們試圖挽回一個世紀以來的由資本主義逐漸向社會主義轉變的經典改革和政策。然而,這些國家實際上正經歷著向新封建主義的倒退,新西蘭的新興經濟和政治思想已經成為西方的主流。盡管大家都清楚,正是這一政策致使北美和歐洲失去了從前的經濟領導地位,但擁有金融權力的精英們還是裹挾著資本繼續運行。

歐美國家的經濟政策之失足夠讓世界各國引以為戒,所以回顧以上問題,可以使大家明確,正確的經濟政策需要發揮作用,引導有形資本的形成以及生產線上的可見經濟增長,而不是通過承擔越來越多的債務或者將財產從公共領域中剝離的方式來增加國家的財富。

(作者:邁克爾·哈德森(Michael Hudson),密蘇里大學教授。譯者張宇晶,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為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參會稿件,有部分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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