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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運動型到體制化:歐洲綠黨發展進程研究
2019-01-08 10:42:05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外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 軒傳樹 來源:理論與評論 責任編輯:劉建權

摘 要:綠黨是在歐洲獨特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率先發展起來的獨特政治現象,也是生態社會主義的主要倡導者和踐行者,綠黨自身的發展壯大及其影響力的日益提升又構成了歐洲當代社會與政治中獨特的“風景線”。研究歐洲綠黨具有典型意義。本文從歐洲綠黨參與歐洲議會選舉活動出發,圍繞綠黨選舉戰略策略調整以適應歐洲體制(即“歐洲化”)及其通過議會活動型塑歐盟政治進程(即“綠色化”)這一主線進行歷史性考察,以揭示歐洲綠黨發展歷程所呈現出來的“運動型政黨—抗議型政黨—體制化政黨”相繼的階段性特征。

關鍵詞:歐洲綠黨 發展進程 運動型 體制化

歐洲是世界綠色政治發展最早也是迄今最有成效、最有影響力的地區。從歷史源頭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歐洲各國興起綠色革命和綠色運動,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歐洲各國相繼在保護環境、維護和平等新社會運動和非政府組織的基礎上建立綠黨。這種獨特源頭也決定了綠黨在組織原則、政策主張和意識形態等方面既不同于傳統主流政黨,也不同于傳統左翼政黨。但是,在歐洲這一議會民主制度非常成熟穩定的地區,政黨只有參加議會選舉才能體現力量存在、發揮政治影響進而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所以,這些綠黨又不得不像傳統主流政黨那樣主動融入這種體制,不得不通過議會選舉尤其是歐洲議會選舉彰顯力量、檢驗自我,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歐洲議會選舉為各國綠黨提供了一個同臺競爭的共同舞臺。在它們第一次(1984年)進入歐洲議會并以集體形象登上歐洲政治舞臺以來的30多年里,它們經歷了政黨組織和戰略策略上的巨大調整,尤其是選舉策略上的巨大調整,并收獲了相應的選舉結果。

本文擬從歐洲各國綠黨參與歐洲議會選舉的結果(主要是指所獲支持率與席位數)出發,對綠黨選舉戰略、策略調整及其議會活動情況進行歷史性考察,以揭示歐洲綠黨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階段性特征。

一、初登舞臺:面臨“運動型政黨”的兩難選擇(20世紀80年代)

從綠黨活動的起點來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綠黨是在1979年由西德環境保護者正式建立的德國綠黨(Die Grünen),之后西歐各國相繼建立起自己的綠黨。當1979年歐洲議會開始進行第一次直選時,剛剛成立的綠黨便積極尋求進入歐洲議會的機會。遺憾的是,在這次直選過程中,歐共體成員國綠黨雖然都提出了自己的候選人,但都未能進入歐洲議會。

直到1984年歐洲議會第二屆直選,綠黨才首次進入歐洲議會。在這次選舉中,歐共體10個成員國中有3個國家共11名綠黨代表進入議會。其中,德國7名,比利時2名,荷蘭2名。按照當時的歐洲議會規則,有沒有黨團隸屬關系,對于各政黨議員的作用和影響至關重要。但是能否組成議會黨團也是有嚴格限制的:一方面,歐洲議會黨團至少要有來自3個或3個以上國家的14名議員組成;另一方面,黨團中的議員必須擁有同一個“政治親緣關系”。1當時的綠黨,盡管其歐洲議會代表來自3個不同國家,也有相近的政治親緣關系,但畢竟力量薄弱,議員總人數才11人,不到規則規定人數,所以不能單獨組建黨團。在這種情況下,歐洲議會綠黨議員成立了一個松散團體“歐洲綠色替代”(Green Alternative European Link,GRAEL),其目的主要是將歐洲議會當作一個論壇,用來代表社會運動并表達自己對官僚化、集中化的歐共體(1993年始稱“歐盟”)的反對。這個松散的團體,隨后又加入一個由地方性政黨以及反對歐共體的政黨構成的集團——“彩虹黨團”(Rainbow Group)。這個由綠黨議員加入并形成的更大黨團,還算不上一個嚴格意義上的黨團,因為該集團內部的政治親緣關系并不十分同一,甚至可以說是多元混雜的(也正是由于這一點,綠黨議員在1989年歐洲議會選舉達到規則要求的人數后便立即組建起自己的獨立黨團)。但是,就當時來說,加入彩虹黨團可以說是歐洲議會中綠黨議員的不二選擇,一方面從影響力最大化的角度來看,可以借助黨團力量以小博大,有利于發揮自身影響;另一方面,從自身成長的角度來看,綠黨議員通過加入這一現存的黨團,可以直接受益于該黨團的制度性習得,尤其是在關于歐洲議會規則的早期討論中所獲得的知識,這有利于綠黨議員快速融入歐洲議會的文化之中。2

1989年歐洲議會第三屆直選,得益于民眾對環境問題的廣泛關注,綠黨在這次選舉中取得了巨大勝利。12個成員國中有6個國家(德國、比利時、荷蘭、法國、意大利和葡萄牙)的綠黨代表進入歐洲議會,共產生28名綠黨議員,幾乎三倍于上屆議會議員的規模。其中,法國綠黨(Les Verts)成績最為突出,獲得了10.6%的得票率、9個議席,比德國綠黨還多1個席位。選舉產生的綠黨議員不僅組建起自己獨立的黨團,而且該黨團在規模上還超過奮斗了幾十年的歐洲共產黨,成為歐洲議會第五大黨團。至此,綠黨可以通過自己在歐洲議會中的黨團活動而將自己的議題納入歐洲議程,從而賦予自己改變歐洲一體化軌跡的權力,綠黨也從原來單純的、激進的環境保護力量發展成為在歐洲政壇和社會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政黨。

由上述10年綠黨參與三次歐洲議會選舉的經歷來看,綠黨是來自體制外的甚至是反政府的新社會運動,但是它們一經成立,就開始努力通過一種體制化的道路來實現自己曾經處在體制外時的價值目標。這種獨特的歷史源頭與現實的政治參與壓力,使綠黨呈現出“運動型政黨”(movement-party)3的特征,它們既主張積極參與選舉政治,又強調同社會運動之間的密切關系,而在參與選舉過程中又非常關注特定的有限議題。這種特征也使綠黨面臨與生俱來的矛盾與困境,即由于社會運動的根源和基因而存留的對現存體制的對抗性同其作為政黨身份而渴望參與現存政治制度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具體化到綠黨與歐共體之間的關系,就是:一方面,歐洲議會的成員資格為綠黨提供了一種跨國性的論壇,通過這個論壇,綠黨可以尋求對歐共體體制進行改革,使之朝著它們所希望的方向運轉,特別是可以通過歐洲議會,直接參與歐共體有關環境、能源、地區性統一市場等方面的政策決策;另一方面,歐共體的許多方面又是為綠黨所反對的,比如技術官僚決策,封閉的決策過程,遠距離決策體制等。4因這一矛盾衍生出來的便是綠黨內部激烈的派別主義,原教旨主義者堅持通過對經濟社會進行根本、徹底、直接的改造來實現綠色政治的基本價值,而現實主義者則主張使用各種戰略使選舉成績最大化,進入政治權力機構,進而通過漸進變革來實現綠色政治的基本價值。這樣一來,初步登上歐洲政治舞臺的綠黨一直需要在社會運動和政黨兩種角色之間進行平衡,需要在“道德純潔性”與“選舉可行性”兩種策略之間進行選擇。5

二、波動中調整:努力擺脫單一議題的抗議型政黨形象(20世紀90年代)

綠黨所面對的這一矛盾和兩難選擇,不僅使各國綠黨黨內滋生派別主義,而且也導致綠黨黨團內的意識形態分歧。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蘇東劇變和社會主義運動受挫而導致一些共產黨、社會黨成員紛紛脫離原來政黨組織而加入綠黨,進一步加重一些綠黨內部的派別主義和意識形態分歧,綠黨內部出現了紅色綠黨與綠色綠黨之分。所以,20世紀90年代的兩次歐洲議會直選見證了綠黨歷史上的最大波動。這種波動最突出地表現在歐盟成員國綠黨所獲的總席位數的激烈變化上,當然也反映在法國等個別國家綠黨的得票率和議席數的急劇變化上。

首先來看1994年歐洲議會第四屆直選,綠黨的選舉成績從上一屆的28個席位下降到22個席位。當然,這一數字背后遮蔽了某種雙向變遷:一方面是法國綠黨的分裂導致其支持率急劇下降(由上一屆的10.6%下降至本屆的4.96%)和原有席位的全部喪失(上一屆獲得9個席位,這一屆席位數為零),法國綠色政治似乎又回到10年前的狀態。除了法國綠黨遭遇滑鐵盧以外,比利時、意大利、荷蘭和西班牙的綠黨也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失;另一方面是愛爾蘭、盧森堡的選民首次選出了自己的歐洲議會綠黨議員,德國綠黨也取得重大進展。在這次歐洲議會選舉中,德國綠黨的得票率達到10.1%,所獲席位也從上屆的8個席位增加到12個。這是該黨截至那時在歐洲議會選舉中的最好成績,這個結果也表明,德國綠黨已經克服了東西德統一帶來的困難。而且,就整體來看,“環境”已不是這一屆選舉中的突出議題。

然后再來看1999年歐洲議會第五屆直選,幾乎所有成員國的綠黨都取得了好成績。歐盟15個成員國中有11個成員國的綠黨進入歐洲議會,共贏得38個議席。這些綠黨議員加上10個地區主義者,共同組建成一個到那時為止最大的綠黨黨團,該黨團在歐洲議會的626個席位中占有48席,成為當時歐洲議會中的第四大政治集團。

可見,綠黨在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這10年里,經歷了過山車般的巨大波動。面對如此急劇的波動,綠黨主動(也可以說是被迫)進行自我調整轉型,努力擺脫原有的“單一議題的抗議型政黨”(a single issue protest party)形象6,即不再僅僅依靠環境相關議題,也不再僅僅依靠反現存體制者(包括對現政府以及超國家的歐盟體制的不滿者)的支持。

一是對政黨組織結構進行變革。各國綠黨先后效仿德國綠黨,在領導人更替、限制多重任職以及任職周期等方面形成自己的規章制度,使現實主義占據主導地位,在堅持自己的基本價值目標的基礎上,努力在現存的政治制度內將既有的綠色價值制度化,而不再是簡單地對抗現存制度。尤其是綠黨議員對歐盟體制和歐洲一體化的態度變得更溫和了,他們普遍在含蓄地接受議會游戲規則的前提下更為積極主動地利用歐洲議會議員身份所提供的機會,在各種委員會中發揮積極作用和影響,在策略上努力將程序化的議會工作同刺激性的抗議活動相結合。這些組織變化反映了綠黨政治的職業化以及向傳統政黨政治的轉型,當然并不是完全皈依傳統政黨政治,7而是在綠色“新政治學”和競爭性政黨制度現實之間努力尋找某種平衡。

二是綠黨黨團的構成發生了變化。到1999年歐洲議會選舉之后,綠黨黨團與“歐洲自由聯盟”(EFA)進行聯合(后者是由來自威爾士、蘇格蘭、比利時和西班牙的17個地區性政黨組成,擁有10個歐洲議會議席)。這樣一來,這個黨團的名稱就改為“綠黨—歐洲自由聯盟”(Greens/EFA)。這些新當選的綠黨議員同這些地區性政黨議員一起加入這個黨團,這一事實無疑反映了綠黨已經學會了在歐盟內部進行妥協與合作。這個黨團在政治上已經發展到這種程度,即無論民族國家性派別還是意識形態性派別的變遷都不再影響這個黨團的內聚力及其合作能力。8

三是在議題設置上也發生了變化。綠黨長期以來一直將環境問題作為自己鮮明且獨特的核心議題,但是蘇東劇變后,無論是社會黨等中左政黨還是共產黨等極左政黨,甚至包括一些右翼政黨,也都不同程度地吸納了綠色理念,關注環境議題。所以20世紀90年代以來,綠黨逐漸放棄單一議題,不僅關注國際政治行為,也參與國內政黨政治,在繼續強調環境議題和主張“改革歐盟結構”的基礎上,提出了反戰、維和的主張,而且開始注意一些觀念性的、體制性的議題,并就經濟社會建設提出替代性方案。1994年歐洲議會選舉前,歐洲各國綠黨成立“綠黨歐洲聯邦”(European Federation of Green Parties),為了保證各國綠黨在歐洲議題上形成一致立場,就1994年、1999年歐洲議會選舉通過了一系列原則。9這些原則反映了各國綠黨及其各派所共同接受和認同的共識性觀念,也說明了各國綠黨在積極尋找共性而不是旨在消滅差異,更不是為了消除某個派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相比1989年,綠黨1999年這次選舉的強勁表現并非基于人們對環境問題的普遍關注,而是由于綠黨反北約立場(多數綠黨采取了這個立場)已經獲得一部分和平主義者的支持;是由于好幾個綠黨,尤其是荷蘭綠黨,已經成功塑造了積極主張歐盟機構改革的形象和聲譽。

從這三點進步來看,綠黨通過20世紀90年代的自我調整轉型,不僅帶來了合作能力的提高,也帶來了它們努力踐行共同目標的意識的增強。20世紀末的這次歐洲議會選舉結果無疑證明,選民已普遍將綠黨視為認真對待政府、擁有明顯的中間偏左綱領的政黨,而不再僅僅是一個單一議題的抗議型政黨。10但是,這時的綠黨還稱不上是一種體制化的政黨,因為它們仍然面對三大挑戰:一是綠黨同其他政黨的這種合作尤其是國內執政聯盟對綠黨來說會使其面臨一種失去自身獨特身份標示和鮮明立場的危險;二是20世紀末選舉產生的綠黨黨團盡管陣容更為龐大,但在地緣上仍然主要集中在西歐和北歐地區;三是來自11個成員國的綠黨議員,再加上“歐洲自由聯盟”的各種地區主義者,如何保持黨團內的團結一致以擴大其在歐盟各機構中的影響。

三、鞏固發展:走向“體制化政黨”(21世紀以來)

21世紀以來,歐盟先后經過3次東擴11,從原來的15個成員國,發展到現在的28個成員國,其間經歷了3次歐洲議會選舉。

2004年,歐洲議會舉行21世紀以來第一次選舉,這也是歐盟東擴后的第一次議會選舉。由于歐洲各國綠黨在本屆歐洲議會選舉前成立了一個泛歐洲政黨即“歐洲綠黨”(European Green Party,EGP。下文凡指這一跨國政黨組織的“歐洲綠黨”,都用引號標注,以區別于我們平常所說的歐洲地域意義上的綠黨),以便用一個聲音說話、在一個共同宣言的基礎上進行競選,所以它們以非常樂觀的心情參加本屆歐洲議會競選。但是,結果并不像綠黨選舉前所預期的那樣理想,只有德國、奧地利、盧森堡和意大利的綠黨支持率有所增加,只有德國、西班牙的綠黨所獲席位超過1999年。25個成員國中,仍然只有11個國家的綠黨贏得了歐洲議會議席,總共獲得34個席位,比上一屆(1999年的38個席位)減少了4個。歐洲議會中的綠黨黨團再次同“歐洲自由聯盟”中的少數地區主義者聯手,建立一個有42名代表的強大的“綠黨—歐洲自由聯盟”黨團,這個黨團成為新一屆歐洲議會中的第四大黨團。

就2009年歐洲議會選舉結果來看,在這次歐洲議會選舉中,綠黨所獲議席從上一屆的34個增加到本屆的46個。相應的,本屆歐洲議會選舉后組建的“綠黨—歐洲自由聯盟”黨團也由42名議員增加到55名議員,繼續穩坐第四大黨團。

在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過程中,緊縮政策和歐元危機使得社會經濟問題占據主要議程,再加上環境議題的邊緣化,民粹主義右翼、反歐洲一體化的政黨在許多國家取得重大進展,相應的是綠黨則在選舉中面臨一系列重大挑戰。如果說2009年歐洲綠黨的出色表現得益于法德兩國綠黨史上最好選舉成績,那么這一次法德兩國綠黨無一獲得上屆那樣的結果。在普遍不利的選情下,歐洲綠黨贏得了38個歐洲議會議席,相比2009年的46個議席,下降了8個席位;“綠黨—歐洲自由聯盟”黨團總共擁有50個歐洲議會議席,相比2009年的55個議席同樣有所下降。

從21世紀以來的三次選舉過程及其選舉結果來看,歐洲綠黨盡管也有起伏,但是總體是在不斷鞏固發展,且日益走向成熟穩健,現在已經成為整個歐洲的“體制化政黨”(established parties)12。這種成熟的“體制化政黨”,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地域分布普遍化。綠黨在歐洲發展一直是不平衡的。相對而言,西歐、北歐地區綠黨發達一些、成熟一些,在歷屆歐洲議會選舉中的表現也穩定一些,而東歐、南歐地區綠黨的表現就差一些,尤其是在剛剛加入歐盟的東歐地區,綠黨表現更差。但是,歐盟東擴客觀上為東歐地區的綠黨提供了參與歐洲政治的有利平臺,該地區綠黨經過2004年、2009年兩屆選舉的苦苦掙扎,終于在2014年這屆選舉中實現了歐洲議會議席從無到有的歷史性突破,匈牙利、克羅地亞的綠黨各贏得了1個議席,第一次進入歐洲議會。歐洲議會從此有了東歐綠黨的代表,說明綠黨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西歐一隅。隨著東歐地區經濟的發展,新中間階級(綠黨的關鍵性選民)的發育、擴大,以及各國競爭性政黨制度的規范與成熟,將會有越來越多的綠黨代表進入歐洲議會。這樣,歐洲議會綠黨黨團將獲得更廣泛的代表性,綠黨在歐洲議會中的影響力也將隨之有進一步的提升。

二是選舉議題多元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綠黨就逐漸放棄單一議題,不僅關注國際政治行為,也關心國內社會發展,選舉議題從單一的環境問題發展到反戰維和(反對北約對南聯盟的轟炸,反對英美對伊拉克空襲等)、倡導歐盟機構改革等多元結構。到21世紀,又在原有議題基礎上提出了“綠色新政”,關注就業、移民、氣候變化,主張經濟持續增長,反對“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等。綠黨不僅在自己的傳統領域——環境問題上繼續發聲,而且在其他傳統政黨關注的議題上也有自己的獨特主張。在21世紀以來的三次歐洲議會選舉中幾乎沒有環境議題在場,而綠黨仍然能夠保持相對穩定的議席,就說明綠黨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通過環境這一議題來吸引選民了。

三是與現有體制融合化。綠黨在放棄單一議題的同時,也改變了對傳統政黨、政府乃至歐盟的態度。到20世紀末,綠黨已經被普遍視為認真對待政府、擁有明顯的中間偏左綱領的政黨,而不再僅僅是一個單一議題的抗議型政黨。21世紀以來,綠黨不僅同其他政黨尤其是中左政黨積極合作參加競選,爭取參加政府,而且也普遍對歐洲一體化持贊成態度。這個轉變實際上體現的是一個雙向互動過程,一方面是綠黨通過自我調整,努力適應和接受歐洲體制,實現自身的“歐洲化”;另一方面是綠黨通過議會活動,努力型塑歐洲一體化的軌跡,尤其是型塑歐盟的政策與進程,推進歐洲政治的“綠色化”。13結果是,綠黨越來越將歐洲議會當作發揮政治影響的國際平臺,越來越將歐洲一體化視為推進環保政策的有效手段;而歐盟也越來越同綠黨的世界主義以及在移民和民族主權問題上反民粹主義右翼的立場相一致。14從這一點來看,可以說綠黨已經走出初登政治舞臺時所面臨的“運動型政黨”與生俱來的兩難困境。

四是選民基礎中間化。21世紀以來,從社會結構性特征來看,綠黨的選民一般是年輕人、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社會文化專家或學生,而且主要是生活在城市、不依附于基督教會的人。這種結構性特征也決定了綠黨選民對于環保、自由主義、移民以及歐洲一體化的態度。總的來看,他們一般是全球化進程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分化中的贏者。具體來看,在對待“經濟全球化”的態度上,他們更傾向于關注環境和自由主義立場,即使不是經濟自由主義的明確支持者,也不是明確反對者;在對待“文化全球化”的態度上,他們更傾向于贊成移民,他們認為移民的進入會讓該地區更適合居住,而不是相反;在對待“政治全球化”的態度上,他們更傾向于支持歐洲一體化,即使不支持,也不明顯反對。15可見,綠黨選民是擁有共同社會特征以及相似態度傾向的。也許這些相似性還不足以成為構筑一種集體身份的真正基礎,但21世紀以來的三次歐洲議會選舉結果無疑表明,參加政府并非會不可避免地對選舉結果造成負面影響。這就是說,成熟的綠黨越來越依靠主張歐洲一體化的中間選民的支持,而非現存體制的不滿者。

五是國際合作體制化。綠黨自從進入歐洲議會以來,就一直迫于歐洲議會規則的外在壓力而積極尋求相互之間的合作。1989年第三屆歐洲議會直選后,綠黨黨團組建,這是綠黨國際合作的最初平臺。通過議會內黨團活動,綠黨學會了在歐盟內部進行妥協與合作。21世紀后,尤其是歐盟東擴之后,為了應對“新歐洲”的挑戰,使分散的20多個國家的30多個綠黨能夠以共同的宣言和行動表達他們共同的聲音,進一步擴大綠黨在歐洲的影響,歐洲各國綠黨在2004年歐洲議會選舉前成立了一個統一組織——“歐洲綠黨”。2009年、2014年兩屆歐洲議會選舉前,“歐洲綠黨”都提出了以“綠色新政”為主題的共同綱領。這樣一來,綠黨的國際合作平臺,不僅有選舉后的綠黨黨團,而且有選舉前的“歐洲綠黨”。

結語

顯然,如果以綠黨第一次進入歐洲議會為其正式登上歐洲政治舞臺的標志,那么歐洲綠黨已經走過30年的發展歷程。在這30年中,綠黨參與歐洲議會選舉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段(即三個10年):第一個10年(20世紀80年代),綠黨實現了從運動到政黨并開始登上歐洲政治舞臺的轉變,已經在歐洲政治社會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它們一直面臨著“運動型政黨”傳統與生俱來的兩難選擇;第二個10年(20世紀90年代),為解決與生俱來的兩難困境,也為適應蘇東劇變帶來的歐洲政治格局變遷,綠黨主動進行自我調整與轉型,它們經歷了選舉中的巨大波動,也在波動中曲折前進,努力擺脫單一議題的抗議型政黨形象;第三個10年(21世紀以來),伴隨著自身轉型和歐盟東擴,綠黨逐漸走向體制化,其力量不斷鞏固發展,選舉成績也日益穩定。經過30年的發展,綠黨已構成歐洲當代社會與政治中的獨特力量,影響并型塑著歐洲聯盟的政治走向。

(作者:軒傳樹,上海社會科學院國外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大視野大格局大趨勢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17ZDA004)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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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 Eric H.Hines,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Europeanization of Green Parties,Cultural Dynamics,2003,15(3):307-325.

2 Eric H.Hines,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Europeanization of Green Parties,Cultural Dynamics,2003,15(3):307-325.

3 這類政黨,在歐洲學者E.鮑姆伯格那里用movement-party這個概念來指稱,參見Elizabeth Bomberg, Green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Environmental Politics,1996,5(2):324-331,在美國學者R.基茨凱爾特那里用的是movement parties,參見Herbert Kitschelt,Movement Parties,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6。

4 Elizabeth Bomberg,Green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Environmental Politics, 1996,5(2):324-331.

5 Eric H.Hines,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Europeanization of Green Parties,Cultural Dynamics,2003,15(3):307-325.

6 Neil Carter,The Greens in the 1999 Europe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Environmental Politics,1999,8(4):160-167.

7 Elizabeth Bomberg,The Europeanisation of Green Parties:Exploring the EU’s Impact,West European Politics,2002,25(3):29-50.

8 Eric H.Hines,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Europeanization of Green Parties,Cultural Dynamics,2003,15(3):307-325.

9 European Federation of Green Parties,Guiding Principles,1993,http://europeangreens.org/info/principles.html.(consulted 15 May 2003)

10 Neil Carter,The Greens in the 1999 Europe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Environmental Politics,1999,8(4):160-167.

11 新世紀以來的3次東擴分別是:2004年,波蘭、匈牙利、斯洛文尼亞、斯洛伐克、捷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塞浦路斯和馬耳他等10國加入,使歐盟成員國由原來的15個發展到25個;2007年,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加入,使歐盟成員國擴大到27國;2013年,克羅地亞加入,至此歐盟發展到28個成員國。

12 Martin Dolezal, Exploring the Stabilization of a Political Force: The Social and Attitudinal Basis of Green Part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10, 33(3):534-552.

13 Elizabeth Bomberg,The Europeanisation of Green Parties: Exploring the EU’s Impact,West European Politics,2002,25(3):29-50.

14 Ryan Bakker et al.,Measuring Party Positions in Europe:The Chapel Hill Expert Survey Trend File,1999-2010,Party Politics,2015,Vol.21(1):143-152.

15 Martin Dolezal,Exploring the Stabilization of a Political Force:The Social and Attitudinal Basis of Green Part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West European Politics,2010,33(3):53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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