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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曄與《后漢書》
2019-04-01 15:22:03 陳曉華 來源:學習時報 責任編輯:劉建權

《后漢書》無疑是文窮而后工者。它是范曄被貶宣城太守期間完成的;它以《東觀漢記》為基本史料依據,以華嶠書為主要藍本,合眾家之長而超越眾家,到唐代,取代《東觀漢記》,與《史記》《漢書》并稱“三史”。而諸家《后漢書》,除袁宏《后漢紀》得以流傳下來外,其余都已散佚。由此可見《后漢書》成就斐然。的確,它體大思精,創新良多。所創《黨錮》《宦者》《文苑》《獨行》《逸民》《方術》《列女》等傳,為后來諸史之典范,莫能刊削。所寫諸序與論贊,繼承了《國語》《左傳》《戰國策》一語褒貶的風格。所寫紀傳,文辭高妙華麗,含蓄凝練,筆勢縱放,人物刻畫逼真,加以其中收錄了大量政論、辭賦,使之兼具一代文章總集的性質。它評判是非,表彰剛正,貶斥奸惡而嘲笑昏庸,細致刻畫人物,文采飛揚,筆鋒犀利,汪洋恣肆,確如范曄自稱“天下之奇作”,諸如“誠跨眾氏”“博采眾書”“頗有奇工”等贊譽也實不為過。

其作者范曄自視甚高,“常恥作文士”,這和后人“一命為文人便無足觀也”之旨一脈相通。他講求的是經世致用,所以要求文以載道,“以意為主,以文傳意”,反對“事盡于形,情急于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的形式主義,所以他盡付思緒于《后漢書》,寶愛自己的《后漢書》,視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之作,“精意深旨”“體大而思精”。離別人世之前,專門寫文申明作《后漢書》的主旨,為《后漢書》張本,希冀世人莫辜負自己的《后漢書》。這時,他為了《后漢書》也終于道出了貶低自己之語——“稱情狂言”,既是平生寫照,也是自己終于意識到自己往日不與世合作的代價。倘若還是在往日,他斷不會如此折節低頭。但為了精神傳世,他實用心良苦。范曄身處的時代

范曄實在是個矛盾體。他身為天子貴胄卻是其中卓異者。所以,他的《后漢書》沒有無所作為的達官顯貴的立足之地,卻有前史所未有的獨行逸民彰顯之所,并且獨行與忠君同列。這與司馬遷編著思想一脈相通。而這些獨行逸民一介之夫其實就是他的另一寫狀,只是他富貴的出身與才華,使他不可能絕然獨行,完全成為逸民,故而他行事充滿矛盾。一方面從容于富貴,一方面又立異之。清高孤傲,恃才傲物,愛憎分明,不肯茍合。對個人來說,范曄無疑是悲劇的。不過,正因為個體的悲劇,才促就了偉大的作品。

范曄的悲劇起于自身,而時代則是醞釀他悲劇的溫床。他生活的時代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是一個老莊再生再造再實踐的時代。這個時代,越名教任自然,老莊的怡情任性、無為逍遙被時人闡釋并演繹到極致。在他們看來,這一切不但無可厚非,而且甚可嘉贊,并且非有品行高性不能為之,亦即非世俗之人所能達至。連宋的臨川王劉義慶也是這大軍的友情支持者。正是由他出面組織編纂了一部揭示這個時代眾生相的《世說新語》,才使我們得以近距離感知到他們。這是一個看重門第的時代,一個紛亂的時代。然而,當他們逍遙自游,恣意人生,精心避禍時,羅網也在悄然向他們張開。

這個時代,可以拋去的是世間的榮華富貴,不可拋去的是內心的高貴,所以他們是矛盾的,這個矛盾把他們推向了絕境。范曄就是這時代諸多矛盾集于一身的代表,而直接把他推到絕地的是那個展示時代眾生相的劉義慶家族。范曄的個人悲劇

范曄出身豪門,才華橫溢,皇帝對其很是看重,如果不是他狂狷不羈,恃才生驕,本可安享清貴,恣情任性一生。

范曄家自高祖以來三代顯宦,他的家庭出身是無可挑剔的。然而,遺憾的是,范曄是小妾所生,生時還被磚頭碰傷了頭,因而得了小名“磚”。在那個重門第的時代,這無疑宣告了范曄低同類人一等,即使他被過繼給從伯父,后來襲封武興縣五等侯,由此獲得了與嫡子一樣的地位,但終究改變不了他小妾所生的事實,逃不脫庶出之痛,也無法逃脫時代對他的歧視。因此,他所繼承到的只是家族的優秀基因,即使他從小就好學,博涉經史,才高志大,但也無濟于家族正統血脈合法繼承者的認可。所以他的心里是有陰影的,而他“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須”,更加劇了他內心的陰影。

至于他究竟是怎樣的人?其兄認為他近利,終破我家。文帝認為他意難厭滿。出賣他的徐湛之認為他“傾動險忌,富貴情深”。他真的如以上人等所講傾慕權貴,急功近利,貪得無厭嗎?先觀其文,《后漢書》歌頌仗義執節者、贊美舍生取義者,顯然從其文很難得出以上結論。再觀其行,倘若他近利,那么他完全可以諂媚宋文帝,他“善彈琵琶”,文帝想聽他彈琵琶,多次暗示,他都故意裝沒有聽懂,或者干脆就毫不客氣拒絕。僅有的一次還是文帝為了聽他彈琵琶,索性不要帝王之尊了,親自唱歌,點名范曄要求其為之伴奏,他無法拒絕這合情合理的要求,才勉而為之,但當文帝屈尊唱畢他就停止彈奏了。用他的話來講,他不是優伶,為什么要為文帝彈琵琶。其實,文帝并沒有把他當優伶,而是欣賞他的音樂才能,想一聽為快而已,但他偏偏如此理解文帝美意。是自卑,還是狂放不羈,還是恃才傲物?想必三者都有。他聰慧過人,竟然誤解文帝;他才華橫溢,借物詠物,諷刺了他鄙視的同僚沈演之、徐湛之等,快意了自己,卻對上司有失尊重,也缺乏寬容。他自小就有的心理陰影,加之成長環境的影響,促成了他的狂放不羈與乖張,使他那顆高傲的頭,不肯低下俯就文帝。空有滿腹才華,卻不懂君王恩威,終究不能自保。

他確實乖張,還頗難理解。彭城王母親去世,他邀約一幫人飲酒作樂被貶。正當君臣相和,位極人臣之際,卻被坐實助彭城王造反。此事從他的動機到實際表現都值得懷疑。如他訴說心聲的《后漢書》所反映的一樣,他行事未免乖張,但對朝廷是忠貞的。況且,如他果真造反,宋文帝豈肯放過他的家族。

還是長于考據的清人頭腦清醒,不囿于成見,敢于疑古。清人王鳴盛首為范曄鳴冤,他認為是《宋書》“全據當時鍛煉之詞書之”,不足為據。隨后,李慈銘、陳澧、傅維森等踵而為范曄平反。范曄被坐實謀反,如前所述,源于其性格。對于首謀孔熙先,范曄“輕其小兒,不以經意”,知情不報,而徐湛之等出于個人恩怨捏造了“首謀”之罪。范曄是皇族矛盾、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后漢書》有幸得以流傳后世

上刑場時,范曄可惜的是自己的好頭顱。嘆息從此人間空谷絕響,不能再讀到由他頭顱指示發出的鬼斧神工的妙筆,聽不到他指點江山的妙語了。宋文帝是他的知音,范曄生前,文帝一再包容他。直到殺掉范曄后,也沒有忘卻他智識滿滿的頭顱。范曄死后,文帝卻做了一件大好事,即派人去取范曄的《后漢書》并加以保護。在中國古代,帝王的臧否,有著至高無上的決定權,而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沒有文帝的保護,《后漢書》肯定無法流傳下來。當時與他合撰《禮樂志》《輿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謝儼,就因怕受牽連,毀掉了手中的志稿。于此,文帝無疑也是清醒的。對范曄本人,他不得不殺,但他可以盡量減少由此而造成的損失,那就是保護范曄留下的精神產品。所以,他保護了范曄的《后漢書》,相當于延續了范曄的另一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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